所属的军队渡过黄河，这就出现荀首引经据典，真对先榖的行为认为是错误的。
这里引用了《周易·师》篇中的内容，如同引用《诗》、《书》里的文章句子那样，来阐明事理。
“《周易》有之，在《师》之《临》曰：‘师出以律，否藏凶。’”这在历史上也是记录的最早引用《周易》一书里的文字内容用来阐明事物的道理。这“宣公十二年”，即公元前590年，距离《左传》记载周王室的太史用《周易》筮卜已过去75年。即《左传》一书里记录的第一筮列75年后，在晋国的上层卿大夫人物是引用《周易》里文章内容作为引经据典来阐明事理的。当然早在《宣公六年》已引用《周易》内容来阐明道理，不过那时只是引用出《周易》《丰》里以《离》做为繇题的这种称谓——“其在《周易》《丰》之《离》”，并没有引出繇辞内容。不相这一引用例子，引用出“《师》之《临》”里的文字内容“师出以律，否藏凶”。
而《周易·师》篇的内容就是围绕着用兵而讲述的政治道理。在春秋时，诸侯国的上层人士，看来是读懂了《周易》。所遇到军事问题，就引用《周易》一书里讲述战争的理论文章来阐述道理。所引用的句子内容与阐明的事理是恰到好处。《左传》里这段文章大致意思是：“荀首说：‘先榖这些军队危险了。《周易》里有这些说法，是在《师》 之《临》 里说：‘军队出征全凭纪律，如果治军不好，就凶险了’。执行顺当而成功就是‘藏’，反其道就是‘否’。大众离散是弱，河川阻塞就成为沼泽。有了军律，如同律已那样，所以叫律。执行不善，而且纪律枯竭了。从充盈到竭尽，阻塞而且不整齐，就是凶险征兆了。”
这里引用《周易》一书里的文章句子是在于说理，完全不同于史巫用《周易》里的句子是用于卜筮人事吉凶。这就是春秋时期两派对《周易》一书不同的认识。这里引用《周易》里的句子时，又不同于像引用《诗》里句子那样，直接称《诗》曰，或《诗》云。而在《左传》里凡引用《周易》一书的句子，则出现的是：“《周易》有之，某之某曰”这种用法格式，而不是《周易》曰；或《周易》云。引用《周易》里的文章句子，所用的称法与史巫卜筮时的称法有点相同，如《左传》里第一筮例是：“筮之，遇《观》之《否》曰，是谓‘观国之观，利用宾于王’。”而荀首引用《周易》时说的是：“《周易》有之，在《师》之《临》曰：‘师出以律，否藏凶。’”可这文章句子内容是出自《师》篇里，而不是《临》里的句子。这种引用时的称法与卜筮时的称法则基本相同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这决不是后人说的是卜筮是产生了变卦的那种臆测的说法，这应是一种固定的对《周易》称法，这只因是当时的《周易》文本结构所决定的了。这是春秋《周易》文本的结构形式所致。即使这种结构形式的《周易》，只要看懂《周易》里文辞内容的含义，岂能认为《周易》原初就是一部卜筮之书呢？
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八年》记载郑国的游吉（游吉，字子太叔，又称“世叔”，春秋时期郑国正卿，长于外交，熟悉典故），从楚国复命回国，告诉子展（公孙舍之，字子展。襄公十九年，当时郑国正是外有晋、楚争霸，内有公族子孔专权的年代，子展、子西杀子孔，郑人使子展当国执政，后为郑国相）说楚王将要死了。认为楚王不修德政，反而在诸侯那里贪图进奉。游吉为阐明楚王快死的说法，就引用《周易》的句子做为引经据典为论证的依据。
原文是这样记载的：“子大叔归复命。告子展曰：‘楚子将死矣，不修其政德，而贪昧于诸侯。以逞其愿，欲久得乎。《周易》有之，在《复》之《临》曰：‘迷复凶’。其楚子之谓乎。欲复其愿，而弃其本，复归无所，是谓迷复，能无凶乎。”
这里的“《周易》有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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