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《诗》来说理,也只有一处引用《诗》里的诗句用于说理。《论语·子罕》:“子曰,衣敝缊袍,与衣狐貉者立,而无耻者,其由也与?‘不忮不求,何用无臧?’”
这里的“不忮不求,何用不臧?”是引用《诗·邶风·雄雉》一诗里的诗句。但孔子引用时同样是不说出处,而不是说《诗》云。
这在《论语》一书里也是唯一一例是孔子引用《诗》里的诗句用于说理,同引用《周易》里的句子说理那样,同样也没有点名引用句子的出处。
但通过《论语》一书里发现孔子对《诗》有过不少的论述。这些说明什么呢?说明孔子对《诗》是有着深入的学习研究,才能够发表如此之多的评论。而孔子在引用《周易》一书用于说理的次数虽同于引用《诗》。但《论语》一书里没有记录孔子对《周易》一书的评论,虽唯有一次记录孔子感叹对《易》学习的晚了,遗憾若能多活上几年,就能完全弄懂《周易》一书的思想内容了。所以,《论语》一书才没有孔子对《周易》一书如同对《诗》书的那样评论。后人说孔子作《易传》是把圣人抬出来,拉大旗做虎皮。同样从《论语》一书里看到孔子论《诗》与弟子们引《诗》里的诗句论事理。《诗》集也不是孔子编撰的,恐怕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已经成集了,因为在孔子小时候《左传》记已经出现了“易象”与“鲁春秋”。
在《论语》一书里虽然没有留下孔子对《周易》一书的评论。但留下了孔子引用《周易》一书里的句子如同引用《诗》、《书》里的句子那样,用于说理。无疑在孔子眼里,《周易》一书如同《诗》、《书》那样是理论书籍。孔子引用《周易》里的“不恒其德,或承之差”,是用于阐明事理,增强论说的理论性。在孔子的眼里无疑把《周易》一书看为义理之书,这是不言而喻的。
虽然孔子也说“不占而已矣”,这是否类同于子服惠伯的说法“忠信则可”,“《易》不可以占险”呢?这孔子也认为没有恒德的人就不必占卜了吗?若按现在通行本《论语》里对孔子的这段话的译文是这个说法。
笔者手头里有两本新千年后出版的标着“中国传统文化经典”或“精华”的《论语》读本里的译文一个是这样的说法:“孔子说:南方人有句话说:‘人如果没有恒心,不可以当巫医。’这话真好啊!《易经》上也说:‘如果不能永恒地保持自己的德行,免不了要承受羞辱。’孔子又说:‘这就是叫没有恒心的人不用占卦罢了。”另一本是:“孔子说:南方人有句话说:‘假如一个人没有恒守,是不可用他做巫医的。’这话太对了。’《周易·恒卦》的《爻辞》说:‘操守不一,变来变去,总会有人蒙受羞耻的’。孔子说:‘这是说没有恒守的人就不必占卜了。’”
这以上的译法含义是基本相同的,都把“不占而已矣”理解与翻译成“没有恒守(或恒心)的人就不必占卜了。”那么,这种翻译出的“没有恒守或没有恒心”是恒守与恒心什么呢?实际孔子已经表述的很清楚,先引用南方人的常言“人而无恒,不可以作巫医”,又进一步引用《周易》里的“不恒其德,或承之羞”,说明的是人应有“恒德”,即长久应保持道德准则的意思。这里孔子主要表述的是人应长久都要保持道德准则,这是显而易见的。那么孔子在表述人要恒守道德,似乎突然冒出个“不占而已矣”这不沾边的说法,又是什么意思呢?若按那通行的译法,就成了“孔子说:‘没有恒德的人就不必占卜了’”。也就使人联想到这说法与子服惠伯的说法相同,把《周易》用于占筮是附有条件的,即有“信德则可”,“《易》不可占险”的换个说法而已吗?就认为孔子说的“没有恒德的人就不必占卜了”,相反“若有恒德的人就可以去占卜了”,这种理解就大错特错了。孔子说的“不占而已矣”,而与子服惠伯的说法是有着不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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