象。史龟又一联想就联想到，姜姓是“火”。而子商是“水”。这里的“适”是简化字，而末简化前是“適”（d）。“適”通“敌”字，其意是“抗”。也就是水能胜火的意思。至于姜姓为何是“火”，宋是“水”，后面有分讲。只要得出齐、宋谁是“水”，谁是“火”，那么不就知道伐谁有利与伐谁不利了吗？ 这正是通过龟“象”而套在所问的人与事的头上的一种认识论。把象征的“水”与“火”往有利害关系的诸侯国头上套，让问卜者不能不相信。取象成为了“因”，自然就能求得出“果”来。这种因果关系，就是中国传统上的，无论是龟骨占，还是八卦筮卜上的认识观。也是传统上的象数哲学与易学观。这就是封建社会的思维方法。占可以这样推论，卦也可以这样推论，而且推而广之到社会制度与人伦关系也是这种推论。这就是“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，而明吉凶”及“天垂象，见吉凶，圣人象之”的根本目的所在。至于古人认为的“因”与“果”之间能否成立。古代可没有人出来做出理论上的质疑与批判。虽然在春秋末期孙武写出了《兵法》一书。《兵法》里反对在战争中“先知不可类象”，即预知战争的敌我胜算情况不可用占筮取象而得（因占筮问卜吉凶，就是通过类象思维方法取得）。“先知不可类象”，这正是理性的思维结果。《兵法》里的军事理论正是来源于战争实践，又用于指导战争。从实践中才能认识到兵法上的先知不能类象。孙武反对“先知不可类象”的军事理论同样适应于军事之外的社会各个方面。但孙武提倡的“先知不可类象”的观点，终没有引起国人的重视，类象“先知”反而在后封建社会里是越演越烈，至到今天，八卦、八字，风水，择日大有复兴之势，然而这些内容，无不是以类象而妄想\"先知\"事情的吉凶结果。无论战国时期的“八卦”取象，还是今天的阴阳五行生克的类象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。把类象之说套在人事上，想得出个\"先知\"，\"先觉\"，只能是自欺欺人。
我们看到这《左传》里的龟占或是卜筮都是错位联想，硬是把风马牛不相及之事物联想在一起。史龟看到龟甲被烧灼而出现的纹路，认为是“遇水适火”的兆示，就联想到齐国与宋国的头上，一个是“水”，另一个是“火”。至于史龟如何得出齐国是“火”，宋为“水”。听听后面还有两位卜史的说法，就明白了。
史龟说过自己的看法后，史墨接着说：“盈，水名也，子，水位也，名位敌，不可干也。炎帝为火师，姜姓其后也，水胜火，伐姜则可。”
史墨也认可这次龟占的兆象是“遇水适火”，并“推论”出的结果与史龟的说法相同。史墨的说法，也回答了前边史龟如何得出的齐为火，宋为水的根据。姜姓是炎帝的后代，炎帝为火师。齐国是姜姓的国家，齐国也就为“火”了。而“子”是水位，即水的方位。宋国是微子启的封国，微子启是子姓。天干中“子”的五行是水。水的方位，规定是北方。所以宋国也就是“水”了，这都是有\"兆象\"而通过联想得出的结果。龟兆上是“遇水适火”（这是类似一句龟占辞）。水能胜火，自然就推论出伐姜则可了。这两个卜史官，都把主子要问的出兵援助郑国之事闭口不提，而转到出兵齐国是何道理呢？即要与一个大国无端的去开战，也并不一定得到郑国感激，这是何苦呢？大概就是看到龟占兆象是“遇水适火”，只能联想到齐、宋两国，无法联想到与郑国的缘故吧。从这一次龟占要无端引发起晋、齐两个大国之间的一场战争，这卜史官手里可操握着生灵涂炭的大权，着实可怕。
史墨所得出的“盈是水的名称，子是水的方位，名称方位相当，不能触犯。”这里的“盈”大概那个时候有一个叫盈的水地名。至于“子”是水的方位，这说法表明战国时期，五行里已按排进去了方位说。并切也已有了五行生克学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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